作者/思涵
前段时间，《奔跑吧》、《极限挑战》相继宣布阵容大换血，邓超、陈赫、黄渤、孙红雷等老面孔纷纷缺席。对于这两档分别做到第七季和第五季的“引进”节目来说，重整阵容或许称得上是一次改换新颜的求生尝试，但能否借此拯救身为综N代的疲态，仍是一个未知数。
但这些户外真人秀自身的疲软并不能反映引进模式在中国节目市场的式微，只能说明市场的口味变了：近期多家网络平台都在发力的情感观察节目、素人恋爱节目大多数还是脱胎于韩国节目，也因此互相“撞脸”。
事实上，2016年的“限模令”和“限韩令”过后，网络平台仍在购买海外节目模式，只是不再声张；有的还干脆正大光明地抄袭和模仿海外节目。
一些综艺节目制片人告诉娱乐资本论矩阵号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即便带着原创节目方案去向平台提案，也常常被问“这个对标的是什么模式”、“有没有成功的海外案例”。尤其是在今年行业整体遇冷的情况下，有许多原创节目由于模式不清楚、“招商上面没有安全感”而被直接毙掉。
于是，现在整个综艺圈进入了一个怪象之地：一边是上一批引进节目的衰落，另一边是最新海外模式的扎堆模仿；一边是观众质疑中国综艺只会模仿和照搬，另一边是许多原创节目无缘面世。
中国接触节目模式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模式生产能力？距离模式出海又有多远？
与模式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综艺节目市场刮起“韩流”之前，最早进入中国的其实是欧美节目模式。
1998年，中央电视台从ECM（欧洲传播管理顾问公司）购入娱乐节目《GO BINGO》的版权，《幸运52》在原版基础上诞生，开启了中国引进综艺节目模式的先河。
据《幸运52》的主创之一关正文回忆，当时央视托人把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一周24小时的节目全都录下来，把录像带运回国内，几个人窝在北京郊区旅馆的一个标间里，没日没夜地仔细研究。
后来，2000年播出的《开心辞典》就脱胎于那批录像带中的节目之一：《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当时，领导让关正文把原版的三种求助方式重新设计，但是他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更好的替代方案，于是最后只能“抄都不带改标点符号的”。
当年中国电视人的“邯郸学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综艺行业。只是相比欧美节目模式，如今中国观众更熟悉的变成了韩国综艺。
回顾过去几年里中国综艺类型的流变：从2014年的户外竞技真人秀热潮，到2017年的慢综艺风行，再到去年涌现的偶像养成选秀和情感观察类节目——几乎每一档热门节目都脱胎于韩国的同类节目。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的中国综艺风潮一直在随着韩综的风向摇摆。
2016年的“限模令”对引进模式的数量做出严格限制，紧接着坊间又流传“限韩令”的说法，传言韩国综艺节目的引进将被禁止。但时至今日，这些限令并没有让引进模式销声匿迹，只是让模式购买由明转暗，甚至还让一些平台找到了照搬抄袭的借口。
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平台综艺之间的频繁撞脸：无论是父亲观察女儿谈恋爱，还是明星观察素人谈恋爱，市面上都有多档节目参考同一个韩综、做着雷同的题材，也就难怪网友们总是对中国综艺的原创能力恨铁不成钢。
与欧美节目凭借强规则的模式输出全球不同，中日韩之间的节目模式交易相对封闭，依赖的是东亚几国间的文化共通性。
乐正传媒是国内最早与韩国进行深入合作的综艺节目制作公司之一，曾向国内引进《金炳万的丛林法则》等韩国节目模式。在引进过程中，乐正传媒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彭侃发现，韩国节目团队的介入是很深的，前面几期几乎是以原班人马为主力，带着中国团队手把手地教。
浙江卫视在制作第一季《奔跑吧兄弟》时，前五期的编剧、拍摄和制作也都是由韩方制作团队主导。这当然是地理位置带来的便利，但这种“中韩共同制作”的模式输出方式也能够体现，韩国节目模式的产品化没有欧美那么成熟。
与欧美以模式宝典为载体输出节目不同，韩国更擅长的是贴身指导。2013年，山东卫视引进《Kpop Star》模式做《中国星力量》时，直到项目敲定进入筹备期，中方才发现SBS电视台没有模式宝典，每个制作环节都需要与韩方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最终模式宝典是由彭侃的团队来撰写的。
“所以在模式化这个概念上，我们中国人反而是韩国人的老师。”彭侃认为，近年来韩国的节目更新换代不断加速，其中也有中国引进需求的促进作用。
无论是欧美节目事无巨细的模式宝典，还是韩国的人肉输出，带给中国的都不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节目创意，而是节目背后的制作技术。
节目模式的意义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内容框架，能够通过观看节目获知；二是生产方式，也就是操作节目的方法论；三是商业IP价值，是成功节目的品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