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周泽雄/文
一
科幻影片《超时空接触》（Con-tact，1997年）里，喜欢摆弄无线电和望远镜的小女孩艾莉问父亲：“别的星球上有人居住吗？”父亲想了想，说：“宇宙这么大，只有地球上有人居住的话，也太浪费空间了。”这句妙语萦绕着艾莉一生。她成为天文学家后，依照一种“退一万步来说”的条件设定，得出如下推论：宇宙中具备文明条件的星体，至少有一百万个。艾莉监听到距地球27光年的织女星上的文明信息，她坐着飞行器穿越虫洞，进入相对论概念中的时间旅行。总之，她仅用18个小时就造访了织女星并成功返回地球。当然，同行对她的行踪抱有怀疑，如我这等普通观众更是莫名所以。
但是，我们又从银幕上目睹了何等辉煌的太空景观。
当代人的超级幸运之一，就是有科幻电影可看。单单为了这一项智性利益，我就不想生活在除了未来之外的任何时代。不过，我们获此幸运的前提，又是因为面临着前人从未体验过的科技亢奋和命运迷津。现代文明已然发展到这个阶段，人类已失去明晰的未来观。对古人来说，想象后人如何生活，并非一件难事，他们由已知推想未知，即便结果有所差池，终究不会离题太远。对今人，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十年后智能手机的模样，尽管我们天天摆弄着它。至于五十年后地球及人类社会将发生何等变迁，一百年后人类是否会匍匐在机器人的逻辑专政之下，两百年后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或五百年后人类是否被迫移民太空，都已经至少构成不算“杞人忧天”的疑问了。今人被现代科技文明骤然放大的生存时空，有着前人无法想象的纵深、浩瀚和叵测。
未来的巨大不确定，几乎使现代人成为全新物种。今人对于未来的想象和担忧，就其牵涉的时空深度和命运维度而言，将使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梦想显得渺小和短视。今天，一名高级人工智能工程师或分子遗传学家思考问题时牵涉到的技术和文明变数，早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简单地说，科学家借助科技文明释放出的文明潜能和未来走向，正使人类自身不知所措。那些向我们发出魅惑召唤的未来声音，无人有能力判断它来自上帝还是魔鬼。
科幻电影以其巨大的娱乐功能愉悦世人——电影工业总是要赚钱的——但也不乏这样的严肃作品，以其恢宏的预警使命，使芸芸众生增加警觉。毕竟，说到未来，世人最能形成的共识，就是危险无所不在；而我们最难达成共识的地方，就是不清楚危险的真实模样。科幻电影本身无法提供解决方案，却能凭借电影特有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使观众陷入沉思。沉思是希望的源泉。
二
最近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人想到摄于1997年的科幻片《千钧一发》（Gattaca）。——只要看过的科幻片够多，无论哪一项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话题，你总能通过一部或多部影片帮助自己整理思绪。涉及未来的前沿科学总是令人生畏，由“G、T、A、C”四个字母组成的“人类基因组图谱”甚至对专家都接近天书，普通人不妨结合靠谱的科幻影片，经由故事、人物命运和技术场景，略加思索。既然攸关我辈命运,我们非得想想明白，不能因为科学门槛高耸就识趣地徘徊门外，任由个别科学怪人戏弄人类的未来。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特地发表过影评的《千钧一发》，想必在“靠谱”之列。
科学界和知识分子群体谴责“基因编辑婴儿”，出于如下假定：那对新生的基因女婴既蕴含着无法预料的个体风险，又对人类未来构成不可预测的整体风险。结合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该假定坚实有力，因此，贸然释放该种风险的个别科学工作者理应受到道义谴责。换个角度想，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仅凭灵机一动的恣意就使科学界大惊失色，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技术文明的虚弱。貌似强大的生命技术隐藏着内部哗变的种种后门，门钥匙却并未掌握在人类手中。我们意识到了潜在险情：像鸡蛋一样，并且挤在同一个篮子里。
但在电影《千钧一发》涉及的未来世界里，上述假定并不存在。就是说，编导跳过今日科学家为之焦虑的环节，直接引导观众进入下一层论域。在那个年代不详的未来社会，基因人不再构成伦理难题，其生命合法性业已得到确认。对那时的人来说，人类由自然人和基因人组成，正如今日世界的“人类由男人和女人组成”。观众获得的表层信息是，相比自然人，基因人是一种更合理的人类生存方案。
自然人（也叫“子宫人”）的出生听命于自然的随机选择，在糟糕的情况下，如主人公文森特刚一出生就被读出多项生命劣势。一只精巧仪器在新生儿的足底轻轻一触，随即打印出婴儿的核心生命信息，除了生理、心理和外观容貌上的诸般缺陷，文森特的“阳寿”还被精确推定为30.2岁。这当然令父母无比懊恼，依照那个时代的伦理观和生命价值观，他们马上想到，既然基因人是更为理想的生育方案，夫妻俩继续依上帝之道来生育“子宫人”，就太不明智了。顺理成章地，他们下一次生育交由精通基因编辑术的遗传学家来操办。
文森特的弟弟艾顿作为基因优化人出生了，完全是焕然一新的模样。两兄弟优劣立判的差异超出了个体差异容许的范畴，似乎只能按种族等级来理解。用影片中那位遗传学家的话来说，艾顿作为“父母的精华”所获得的基因优势是自然状态下的夫妻受孕一千次也无法达到的。艾顿被预先排除了各种不利条件，如早秃、嗜酒、暴力和肥胖倾向，他身体健康，智力卓越，容貌上没有瑕疵，更不可能带有残疾。依照基因人的生育策略，他们对残疾也有独到理解，比如，父母立志把儿子培养成钢琴家，就会要求让孩子有六根手指。我们在影片《海上钢琴师》（The Legend of 1900，1998年）里看到，那位自幼出生在船上、终身没有离开过“弗吉尼亚号”客轮的钢琴家，出神入化的演奏让人以为他有四只手。双手各六根手指当然距“四只手”更近。反之，在自然人环境里受到尊重的“左撇子”，则被基因技术判定为自然人的缺陷。
自然人与基因人的差异如此明显，“基因歧视”也就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一如我们时代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两类人能力上的客观差距，又使得“基因歧视”的立法和执法成为摆设。基因人作为获得优宠的选民，占据了所有令人艳羡的岗位，自然人则“自然地”沦为贱民阶层。文森特有着不亚于基因人的雄心，却被迫从事清洁工作，打扫过不计其数的厕所。他向往的成功机会——进入太空中心“戛塔卡”，争取有朝一日遨游太空——拒绝向他开放，那是属于基因人的精英俱乐部。事实上，并非有人蓄意歧视他，他身为“自然人”的天然劣势，注定无法在那场竞争中胜出。在那种社会环境下，自然人想要免于压迫和歧视，似乎只能乞求基因人的良心发现和人道关怀。这当然不太现实，同样不现实的是，要求父母出于对上帝之道的宗教式捍卫，放弃让子女成为基因人：这将被视为对子女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