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为时间节点的特殊而备受关注——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一年，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五年，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会如何看待现实挑战、描画未来愿景？
“七一”讲话中最受关注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忘初心”，另一个则是“文化自信”——后者两年多前就曾出现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中，在“七一”之前的一个半月内也曾出现过三次，何以在这次大会讲话中如此引人注目？
毋庸讳言，这篇以“不忘初心”贯穿始终的讲话，是习近平治党治国方略的阶段性总结和宣示，在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后，习近平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四个自信”首次成为面向全党的正式提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新概念。他进一步阐释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对其文化抱有强烈信任和发展的理想信念之下，才能获得坚持和坚守的信心，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才能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激发发展创新的活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在两会期间参加地方代表团审议时，在与大学生座谈时，习近平多次提到过文化自信。
与文化自信相对的，是现实中弥散一百余年的文化焦虑。自近代中国遭外侮破门而入、沦为半殖民地之时起，“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就已失落。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分别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向西方学习，但效果不彰。与政治危机、经济贫弱直接相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
事实上，在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之前，面对中国的文化困境，人们会更多地提到“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由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也就是说，人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主动对文化发展进行反思，并主动承担起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被视作“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要实现文化自觉所要求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一是要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有深入的认知和体察，不自卑亦不自傲；二是对外部世界的文化有开放之心、包容之心，不仰视亦不俯视；三是要深刻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它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力。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保障。没有文化自觉，不可能达到文化自信；而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则容易堕入虚无。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曾提到，“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到访北京师范大学，谈及语文课本删去古诗文时，习近平以“去中国化”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批评，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直言不讳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有的作品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胡编乱造，粗制滥造；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顾一己悲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如此浮躁，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力作的。
习近平说，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点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知对错、不辨香臭、不讲美丑，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代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叶小文曾在一次演讲中分析中国的文化焦虑——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骄傲不再。他对于中国文化现实的反思，集中于“信用缺失症”。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失信现象如同瘟疫，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们对社会的信心，需要从法治、规治、德治、心治、教化、综治、长治等七个方面来诊治。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分析了“文化创新”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能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山寨文化盛行。这种文化创新“山寨化”的情形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非常相似，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
应该说，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是经过扎实的现实和理论思考，其背后是深刻的文化自觉。
有人说，在近代丧失了文化自豪感和文化方向之后，中国人开始找回文化自信，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而中国人真正实现文化自信，须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同步。“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袖之一，习近平的一个突出特质就是自信，特别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他从不吝于援引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词句篇章，无论其对于公众而言是妇孺皆知还是略显生僻；他也会轻松从容而不显刻意地使用网络热词、流行语句，比如“蛮拼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从不讳言对于外国优秀文化的欣赏——古希腊的神话、寓言、雕塑、戏剧，德国法国英国的哲学、艺术、诗歌，俄罗斯的小说、交响乐，美国的电影，甚至还有古印度的佛经；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强化执政党对于“自信”的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