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语文，大家都沉默不语；考完数学，大家都哈哈大笑。
这就是心受伤和脑受伤的区别。
抛开段子，讲真，为什么总是要让数学难上加难？
因为数学基本上是拉开分数差距的最优选择。做得起就得分，做不来就丢分，不像文科还可以凭字数书法赚印象分。
为什么要拉开分数差距？
因为每年的考试都不容易，考生多啊。
今天是中国人口日，到2018年年底，中国人口总数为13.95亿人。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幸好还有许多所大学，不然每年的考生们毕业后都往何处去？蓝翔再能装也装不下啊。
但科举年代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从唐朝到清朝，除了一个短命的元朝之外，越到后来人口变得越多，而录取比例反而越低。而清朝，更是应试人数最多、而录取比例又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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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现在各行各业百花齐放不一样，到二十世纪以前，如果是中国人而没有出生在帝王家，那么只有四种职业可以选择：士——读书人，工——工匠，农——农民，商——商人。而四种职业里，士的地位远超其他三样，因为读书人和官员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
从隋唐时代开始，科举就成了读书人做官的敲门砖：一介平民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读书做官是咸鱼翻身的最佳途径。
对于国家而言，从理论上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多越好、越广越好，这样才能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人尽其才”“野无遗贤”。对于科举考生而言，当然希望录取得越多越好，这样自己做官的概率会更大。然而矛盾就在于：在一个农业形态的帝国里，需要的官员数量不是很多。多了，农民交的赋税也养不起。
从唐到清，印刷术发达了、疆域扩大了、原来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出现私塾了，这一切都促使了科举考生的增加。然而同时，帝国的官位数量增长，却远小于人口增长的形势。因为各地乡绅阶层的存在，导致新增的人口多数处于乡绅自治之下，并不需要新增多少行政官员。官员数量的增长赶不上考生的增加，这就导致科举入口和出口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而尤其到帝国晚期时矛盾越来越剧烈。
到了一个朝代的晚期，往往赋税越来越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此时读书应试比以往有更大的吸引力。普通平民不要说进京参加会试中个进士，即便是只考了个秀才，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特权比如免除相关徭役，或是避免官府的无端巧取豪夺。所以在生存态势恶劣的情况下，读书考功名不仅是为了出人头地，也是为了保全身家——更不用提当官的好处，以及“书中自有颜如玉”。
所以一直以来，科举考生人数都是呈上升趋势，不管录取比例是高或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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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的科举考生，生在宋代是最幸福的，因为录取比例最高。明清时考进士的春闱会试基本是三年才有一次，而宋英宗之前是每年都有。以公元1109年为例，当时宋朝人口为4673万，当年录取了685名进士，录取比例为0.000000146%，已经是科举由始至终的第二高峰。
而第一高峰是南宋。虽然金国杀来被迫迁都临安，人口也大量死亡，但进士的人数却没怎么减少。一百多年之后的公元1223年，当时南宋人口为2832万，录取了550名进士，录取比例达到了0.000000194%，是科举由始至终录取比例最高的时期。
虽然几千万人里面选几百人，这样的比例用“高”来形容实在有些过分，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朱元璋在位的公元1394年，六千万人里只录取了100名进士，比例降到了0.000000016%。
降低比例是有原因的。后代的人认为，宋朝录取比例过高，致使文官数量激增，不仅加重了帝国的负担，而且在辽人金人西夏人蒙古人连番摩擦之下也丝毫不起作用。另外，科举本来就是一项选拔精英的制度，录取太多未免会产生良莠不齐的后果。所以其实从唐朝的杜佑、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个个饱学大儒都把严格限定录取人数作为解救科举之弊的第一要务。
结果就是清朝的人口最多，但录取比例却最低。公元1820年，当时的中国总人口为3亿8千3百万，零头都超过明朝更不要说宋朝，但也仅仅录取了246名进士，录取比例为可怜的0.000000006%。
人口压力在那里，考生人数上去了比例不升反降，弄得不好就要出大乱子。唐朝末年的黄巢，就是一个被科举折磨、之后反过来折磨天下的落第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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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录取比例最低的清朝，也要看生在什么时代。虽然整个清朝，平均每次录取的进士也就240人左右，但生在不同的时代，录取的机会是大相径庭的。
比如顺治初年满清刚刚入关，三百万满人统治八千万汉人，此时科举就成了笼络汉人读书人的手段。不仅进士的录取人数超过明朝崇祯年代，而且还两次打破三年一考的惯例，额外加考。这期间每一次考试，平均录取人数达到了383人，是整个清朝录取比例最高的。
但高峰过后就是低谷，顺治过了是康雍乾盛世。此时随着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红薯、土豆的逐渐普及，人口成猛烈上升态势。但官员的需求数量，却早已没有满清开国时那样求贤若渴。到了乾隆时期，有时选一个知县，进士们甚至需要排队到三十年。所以康熙时每次平均录取194人，而乾隆时是170人，都远远落后于240人的清朝平均值。
因为这一时期考试实在太难，所以像山东的蒲松龄、安徽的吴敬梓，纵然有才也考不上，也只能去写小说。早已有人表示，吴敬梓之所以写《儒林外史》痛批科举制度，实际是因为他被科举折磨了一辈子的缘故。一百年后，广西的洪秀全因为屡试不第，一怒之下把国家的东南半壁弄了个稀烂。
清初的人口不到一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两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超过三亿，道光三十年（1850）超过四亿。人口一亿一亿地增加，而录取比例却越来越低，吴敬梓们只能怪自己生错了时代。
而且跟常人以为的相反：清朝进士的考生和录取比例大概是1：30，而举人的这一比例是1：70，到了最低一级的秀才是1：100。所以清代科举是一来就先在秀才这一级淘汰绝大多数的人，虽然就算中了秀才，离进士也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精英之上，还有精英。清代的一甲前三名称为“赐进士及第”，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的若干人称为“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这四个人再加上之前会试的第一名会元，统称为“巍科”。有清一代，江南三省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巍科人数占了总数560人的63.3%，而状元比例更高达68.4%。所以江南向来被誉为诗书簪缨之地，并非浪得虚名。
据社会学家潘光旦调查，所有的这560人中，至少有42%可以证明彼此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尽管他们表面上分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甚至分散在全国各地，但却将近一半人在血缘上同属一脉。
看，要考科举不但要拼年代、拼地域，最终居然还要拼遗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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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说到底，就是个资源和人口的匹配问题。资源如果不增加，蛋糕如果不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越做越大，那制度迟早都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