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撰文：新京报记者 杨畅、周慧晓婉，自行车飞奔
ps：文末有罗大佑6月8日演唱会门票福利
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中国第一个摇滚明星、一个电影配乐大师以及一个能和刘文正比肩的青少年偶像……
这样的成绩，无论是“ 音乐教父”或是“中国的鲍勃·迪伦”这样的称谓，始终都只是一个管中窥豹的侧影。
若真要对罗大佑一言以蔽之，那个词恐怕应该是“ 知识分子”。
与出身基层瓦斯行的后辈李宗盛不同，罗大佑1954年诞生于一个不那么接地气的医生世家。5岁就享受着“被迫学钢琴”这种中产家庭的孩子才能享受的甜蜜烦恼。
在选择辞职从事音乐之前，他拿到了自己在医药大学的学历，并已经获得了一份医生的工作。音乐对于罗大佑来说绝不是无奈之下的谋生手段，而是完全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人生选择。他以断绝父子关系相逼，令父亲接受了自己的选择，而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也从此成为了罗大佑作品中的重要基因。
幸运的是，辞职后的罗大佑遇到了草创之初的滚石，在他这个形象唱功都很一般却独具创作才华的歌手身上下足了赌注。
图源视觉中国
1982年，罗大佑以近似鲍勃·迪伦的扮相，推出了改变了整个华语音乐历史进程的《之乎者也》——民歌时代的小情小调、诗和远方，被《鹿港小镇》中怒涛般的失真吉他砸了个粉碎。这张融合了摇滚、雷鬼、爵士和民谣的专辑，最终位列华语百大唱片之首。
而比音乐类型的丰富更重要的是，罗大佑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世界，将流行音乐的关注点从民歌时代的缥缈幻境中拉回到了这个嘈杂真实的社会中来。
这种现实主义和批判调性在罗大佑的二专《未来的主人翁》中达到了巅峰。他在这一时期的作词中几乎达到了和鲍勃·迪伦一样的思想高度。
《现象七十二变》中那句“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放在36年后的今天，依然精准锋利。
与作品的高度相对的，是罗大佑爆棚的人气。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中庹宗华和钮承泽伴着《鹿港小镇》疯狂起舞的画面，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风柜来的人》剧照
当然，许多人在总结罗大佑，尤其是将他和华语乐坛其他创作者进行比对时，往往夸大了他着眼现实、宏大叙事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对于人类情感同样有着深入的挖掘。
1984年的三专《家》就是一张非常内敛的作品。也不乏“砍去我那万能的双手给我一对翅膀，这样的事情到底我想不想？”这样引人探索自我的词作。
只是《家》最终被前两张专辑的光芒掩盖，也并不太被习惯了摇滚罗大佑的歌迷所接受。
在《家》之后，罗大佑选择离开华语歌坛远走纽约，他也承认三年三张专辑已经榨干了他的灵感：“我总不能告诉你们我的脑袋里还是装满了音符。”
这就是罗大佑。知识分子的清高注定他不会因为市场的喜爱而去固化自己风格，或是勉强自己继续创作。
1987年回到香港定居后，他在音乐工厂时期的作品也展现出了执拗而复杂的心态。以一个艺人而言，没有人能理解《皇后大道东》和《东方之珠》这两首彼此有些矛盾的作品为什么会是出自同一个人，但一个知识分子的纠结，似乎又能顺理成章地解释这一切。
严格说来，作为一个艺人的罗大佑从1985年之后就结束了，此后的他只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技能写着一篇又一篇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报告。
1994年之后，罗大佑只推出过两张新专辑，销量都算不得好。而商业上最大的一次回温则要仰赖于纵贯线的神来一笔。但这也是罗大佑自己所认可的，作为一个闯入了音乐工业的知识分子，他的创作纯粹是为了自我的表达，现实的揭露和理念的伸张。当这些表达切合了市场的需要，那么他就走红，如果没有，那么他也甘之如饴地归于沉寂。
纵贯线2010年新加坡巡演（从左至右：周华健、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图/视觉中国
罗大佑是幸运的。他的表达曾有那么多次击中了我们，而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听得懂罗大佑，就会知道我们还没有变得麻木和毫不在乎。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已经65岁，那些与家庭的裂缝早已消除，但即使回了家，一个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感知、思考和表达，却依然会释放出穿越时间的光彩。
罗大佑八张录音室专辑
1982年，《之乎者也》
鲍勃·迪伦在《之乎者也》时代的造型（右）。从东方到西方，我们能从那时候的罗大佑身上看到与他的共性。
这是罗大佑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从事歌曲创作六七年以来，贯注全力提炼出的作品，后来被评为台湾流行音乐新百大专辑第一名。
在当时台湾地区严格的唱片审查体制下，专辑封面中那个黑衣墨镜的倨傲卷发男子就这样刮起了一阵黑色旋风——专辑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批判性的歌词，标题曲《之乎者也》用轻快的雷鬼节奏和文白夹杂的诙谐语调，讽刺僵化的教育机构、风花雪月的流行歌曲和冷漠的社会；《鹿港小镇》中那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直到今天还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文明冲突时，经常被人引用的句子。
1983年，《未来的主人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