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娱乐讯 曾以《水瓶座》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Kleber Mendona Filho），这次连同他的艺术指导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Juliano Dornelles）为西方观众带了他们合拍的新片《巴克劳》。
《巴克劳》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同名的巴西村庄，像很多被遗忘的村庄一样，突然有一天，巴克劳居民发现了他们的村子在地图上消失了，这个时候，两个异乡客的到来，打乱了村子原本就已经稀有的和平。
《巴克劳》里呈现了一个巴西内陆地区的乡村，这个乡村原始又鲜活，各种人种和平相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是一个去性别，去阶级，去种族，去道德的一个原始村落，在二十一世纪还有这样一个前现代化的小村庄，多少让人觉得有点魔幻。
《巴克劳》对当今巴西社会有很强的批判，政客通过垃圾车拉书，过期的食品和药品给巴克劳的居民，原始村庄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很冷淡，政客的虚伪和水源的缺乏下，这个村庄基本上是一个绝境。电影的结尾出现，派美国小队前来袭击的罪魁祸首居然是趁火打劫的政客，多少有些唏嘘，电影对政客的控诉十分直白。
《巴克劳》的故事有个非常重要的隐喻：美国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化输出具像化。电影中的美国人各个都像动作片里的走出来的演员一样，高大英俊，肉体光鲜，眼神锐利，看到这样的角色首先反应出来的可能是好莱坞大片，结合整个剧情，电影中的美国突袭小队可能是将好莱坞电影工业成现在了观众面前，美国小分队对于巴克劳的侵略也是从封锁信号，消除村庄的存在等方面来做到的，这像极了具像化的文化侵略。
《巴克劳》探讨了巴西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巴克劳这个村子在地图上不存在，对家乡的归属感在教育中要不断提醒，当地的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根，让当地的居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全球化已经让人意识到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了，现在开始纷纷诉诸本地化。诚然，并不是每个群体的独立身份都是值得保存的，但当你想要和解的时候，要对方也放下偏见，巴克劳里的背叛祖国的两个巴西人，对于大多数巴西人都是白人，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只要刻意想要拉开距离，巴西人再白也仍然是有色人种。
以下是凤凰网娱乐对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和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的采访：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要采用类型片的方式来拍这个电影？
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巴克劳这个剧本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融入类型片元素，但是当我们拍摄的时候，这些类型片的元素就自然而然的出来。
小克莱伯·门多萨：我其他的作品很社会现实主义，有时候很多场景如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剧情会变成怎样，但是拍摄《巴克劳》这样的类型片，这样反而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
凤凰网娱乐：有很多暴力场景和亚洲黑帮电影很像，你电影中的暴力元素是受了什么样的启发？
小克莱伯·门多萨：暴力是我最想表达的问题。我们有枪文化，巴西有很多社区都是一片灾难的三不管地带，没有人在意。
暴力在电影中可以非常有问题，我并不是想为我的电影说好话，我只是想试图解读我自己的意图。其中有一个情节是，美国女孩受伤倒地，如果在其他电影里可能会拿一把刀直接杀了她，但是巴克劳居民没有杀她，反而救了她，这种情节是我想要拍摄的，而不是冲过来一个人直接用铁锹把她开肠破肚。
南美洲也有很多对女性的暴力，需要得到关注。《巴克劳》中的妓女的角色就遭到了暴力侵害，她是一个妓女，巴克劳的底层，所以没人来帮她。
凤凰网娱乐：历史的被低估，身份的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小克莱伯·门多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让人逐渐忘记历史，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学习是无法盈利的，另一方面历史的错误总是在重演的。这个电影早在十年以前就开始酝酿，但这十年之间，局势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电影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历史是最被低估的”。我对历史非常着迷，我爸妈也是非常喜欢，历史是你无法回避的，你来到戛纳，你对七十二年戛纳影展的历史也同样感兴趣，你会回想起法国大革命。解释现代社会的答案都藏在历史里。巴克劳有自己的历史，甚至有自己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十分骄傲。故事里的历史博物馆是我们后来添加进去的，像巴克劳这样被遗忘的小村庄是不会有地方历史博物馆的。我们在电影里设置的是，这个村庄虽然小，但有根，这个根就是历史。
凤凰网娱乐：说到种族问题，电影里探讨了美国白人对于拉丁美洲人的种族歧视，美国人会骂剧情里两个人是有色人，现在在巴西是如何的？
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巴西是个领土非常辽阔的国家，巴西的居民人种变化也很多，有的是欧洲白人的后裔，有原住民，也有黑人，更多的是混血。即使在巴西内部，可能是自从殖民时代开始，可能跟生活哲学也有关系，巴西流传着一种说法，巴西东北部的人更加懒惰，更加蠢，受到的教育更少，所以他们才比较穷困，但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穷困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东北部的地理更接近赤道，气温更高，水资源稀少，这样的情况造成了穷困，这就是巴克劳里的困境。
小克莱伯·门多萨：在巴西，对于东南部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固有印象，他们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很富庶，在十九世纪，巴西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又十分不平衡，结果导致巴西的东南部富人更多，而东北部就比较贫困，再次之下，东南部的人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更富有，肤色更白，他们谈吐也更有趣。巴西东南部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更加接近欧洲人，所以他们更傲慢。我有一次跟圣保罗的电影记者介绍自己来自东北部，就有人过来戏弄我说：你一定需要一个翻译吧？我说我可以说英文，然后他说，东北部的人还能说英语，真厉害。
这也是电影里情节，两个肤色接近白人的巴西人在和美国人对话的时候，美国人仍然把他们当成有色人种来区分对待，我很好奇，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巴西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我在巴西的话，算是白人，但在美国，我就是拉丁人。这个问题其实与肤色无关，而是来自人类社会的分隔。在巴西经常有这样的故事，在一个黑人家庭里，肤色越黑，地位越低。这个维度下，还没有探讨巴西的原住民。巴西的社会从人种上，政治上，社会上都非常复杂。
凤凰网娱乐：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情况让居心不良的政客有机可乘吗？
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我觉得让政客有机可乘的罪魁祸首是媒体，教育和新科技。我以为智能手机是会使人越变越聪明，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你更多的会在手机去寻找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尤其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手机上什么样的信息他们都相信。他们的逻辑是，手机设计的这么精密，那上面的信息一定是官方的。
凤凰网娱乐：电影中很多的同性角色和情节，这是你们在电影里所要表达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