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悠久，巴黎圣母院比圆明园确实要早五个世纪。
1163年春，第一块奠基石在这里投下。在此一千年之前，圣母院原址就已经耸立着一座罗马高卢神殿。到公元十世纪时，这里已经是整个法兰西地区的宗教中心。因为如此重要，所以当时的人想要在此新建一座教堂。
当时已是中世纪的尾声，文艺复兴即将到来。欧洲兴起的市民文化改变基督教的明显方式，就是从信仰救世主耶稣改为崇拜圣母。信众在严厉的裁判者耶稣之前怀着恐惧和罪感，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面前却得到了安慰。僧侣们也不再追求禁欲的清冷，而把艺术和美作为弘扬教义的手段。所以巴黎圣母院从修建一开始，就没有中世纪教堂普遍的清冷和阴暗。
作为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圣母院修建耗时耗力，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1345年才完全建成，此时明太祖朱元璋还在皇觉寺当小和尚。甚至还没等到完全建成，圣母院就已经是巴黎重要的宗教场所。
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在此出发开始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等到二十三年再回圣母院时，已是一副骸骨。1654年，法王路易十四在此加冕，开始了法兰西一段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的盛世时期。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狂热而失去理智的人民进入这里欢庆攻占巴士底狱，但圣母院随即被封闭，一度用作贮酒仓库；1804年拿破仑上台之后，在这里举行了盛大无比的法兰西皇帝加冕礼。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国青年维克托在圣母院的钟楼墙上，发现了一个希腊单词“AИAΓKH”，意思是“命运”。
1831年，29岁的维克托·雨果出版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主角是住在钟楼里的怪人卡西莫多和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小说里，雨果写到了1482年在圣母院钟楼俯瞰全城的场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重重叠叠的屋顶、烟囱、街道、桥梁、广场、尖塔、钟楼，真叫人眼花缭乱。万物一齐涌至眼前：石料山墙、锐角屋顶、在墙拐角耸立的悬空小塔、十一世纪的石头金字塔、十五世纪的石板方碑、城堡主楼的光秃秃的圆形塔、教堂的花纹缀饰的方形塔，大的、小的、厚重的、小巧的，纷至沓来。目光长久迷失在这深邃的迷宫里。”
五百年之后，二战时占领巴黎的德军已经在圣母院的地窖里埋了三吨炸药，准备撤离时将巴黎完全摧毁。希特勒反复打电话问巴黎德军最高统帅肖尔铁茨，“巴黎烧了吗？”
肖尔铁茨看着阳台外的巴黎圣母院，想着五百年前的巴黎和八百年来的历史，终于选择了抗命，而不是像德军摧毁华沙一样毁灭巴黎。1945年8月26日，当被解放的巴黎人在圣母院里举行巴黎解放纪念典礼时，他们其实不知道：八百年来，这是圣母院离死亡最接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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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圣母院大火受损，但烧掉的大多是屋顶上的木结构，石头构建的主题建筑并没有太大损伤。即便木制的尖塔在火海中倒下了，但卡西莫多的钟楼还在、圣母院里的文物也完好无损。相比圆明园，巴黎圣母院幸运得多了：虽然伤筋，却未动骨。况且如今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很大一部分也是十九世纪经过建筑师勒杜克重建整修而成。
巴黎圣母院之所以能如此，很大原因也是因为由石头构建。雨果就说，圣母院是石头制造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每一块石头，都不仅仅是我国历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时至今日，两个对建筑的著名论断——“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其实都是由圣母院这样的哥特式建筑而生。
而我国如今还有跟圣母院同时期的建筑吗？还有更早的。如果是石制结构，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53年，比圣母院早了七八个世纪。如果是木制结构，现存最早的是山西省五台山东冶镇李家庄南禅寺大殿。
这座大殿始建年代不详，现状是唐朝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重建的样式。殿内有17尊与殿宇同时建造的佛像，是除敦煌外国内极罕见的中唐彩塑。佛像落成时，杜甫不过刚刚逝世十二年，而白居易也才刚刚十岁。
比南禅寺更早的、更气派宏伟的建筑，都已经在神州大地上消失了。南禅寺因为规模小、地处偏僻、少为人知，因此奇迹般地在一千多年里存活了下来。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被文物工作者惊喜地发现，很快被列入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佛光寺五台山大殿，比南禅寺大殿晚75年，也是“烟火冷落、寺极贫寒”，才能保存到今天。还有始建于984年的天津蓟县极乐阁、始建于1020年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始建于1052年的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都比巴黎圣母院早了不止一百年。即便经过一千年来的天灾、人祸、战火和雷击，中国如今仍然有4座唐代建筑和8座辽代建筑。
虽然在名气上远远不如更年轻的巴黎圣母院，但论历史却丝毫不输。只是即便是中国人，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国度中这些沧桑千年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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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多为木制，远不如石头保存得长久——中国古代建筑师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明白，怎可能修得出那许多美轮美奂的建筑来？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里认为，中国建筑舍石用木，其实出于“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
“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毁亦视为灾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
梁思成说得很明白，中国古代建筑师早就深深知道：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事有终始，物有死生，时来则来，时去则止——一定要求永固长留，那才用石头，比如陵墓。但就算是石头，耶稣也曾经在门徒向他赞叹圣殿“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时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就算是金字塔，也有崩坏的一天。世上从来都不会有与日月同久的建筑。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惋惜遗憾固然是人之常情，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则确实不必。以今日的科技发达程度而言，即便全部毁损，要依原样一砖不错的重建，也并非难事。
然而在圣母院身陷火海之际，幸灾乐祸却是太糟糕的表现。把圆明园和圣母院并置进行简单粗暴的对比，甚或见火而喜笑颜开，无论如何也难说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自由宽容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斩钉截铁想当然地把自己放到必定正确的位置上，并不是每一个头脑的标配。比巴黎圣母院大火更遗憾的，莫过于认真的蒙昧和诚实的无知。
所以修复受损的巴黎圣母院容易，而要修复那些伤痕累累的大脑，却是难上加难、遥遥无期。
主要参考：
维克托·雨果《巴黎圣母院》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陈志华《外国古建筑二十讲》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