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方女王
3月22日，电影《老师·好》如期上映，于谦不说相声了，当了一回班主任，尽显80年代的校园百态及师生情。
镜头下的他，脱下大褂，穿上白色衬衣，戴上了黑框眼镜，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漫步于校园林荫小道，开始“误人子弟”，
电影末了，班主任苗宛秋说：“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
这个头戴“相声皇后”美誉的于大爷，截止今日，参演过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超过58亿了。
许多观众流着眼泪离开影院后，不禁发出感慨：大爷不老，我们都欠他一座影帝奖杯！
当曾经的摇滚老炮儿们纷纷拿起保温杯泡上枸杞，于谦反而穿上牛仔衣，头顶新卷发，踱步上台吼起了崔健的《一块红布》。
各位您瞧见了，这才是京城顽主该有的样子。
问：于谦他爹是谁？
答：王老爷子！八大胡同董事长！
问：于谦他儿子是谁？
答：郭小宝！
问：于谦三大爱好？
答：抽烟喝酒烫头！
人生五十余载，于谦却始终活得像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游离于自己的一方土地，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
人在江湖，远离喧嚣。
自得其乐，逍遥处世。
关于“玩”的心思，于谦可谓是天性使然。
他的父亲是大港油田地质勘探老总，副局级干部；母亲也是石油炼厂方面的专家，家境颇为优渥。
混迹于北京大院儿的于谦，是个地地道道的“京城少爷”，从小跟姥姥和5个姨妈长大。
“你想想，这样的组合得对我纵容到什么份儿上”。
他自小便养成了爱玩儿的脾性，上小学一年级时，路过官园花鸟鱼虫市场，手里紧紧攥着五毛零花钱，野心勃勃买了两只粉眼鸟，如获至宝，抱着屁颠屁颠回家了。
那可真是提笼架鸟，飞鹰走狗，打鱼摸虾，豁豁庄稼，老北京八旗子弟玩啥他玩啥。
爸妈为之担忧，他反而觉得：
“哪能天天忙正事，一根弦绷得那么紧，干嘛呢？”
院儿里的邻居看到他都说：“这孩子，真是个少爷秧子。”
十二岁那年，刚上初中的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退学去了曲艺团。
可老师觉总得他不是这块料，瞧这“死羊眼，一张脸”，眼睛、表情都不灵动，不适合相声表演，劝父母“赶紧带孩子走，别耽误了孩子”。
那时的于谦，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他跟着一位学长苦练了一周，等到验收那天，团长、书记，还有在学校执教的相声名家王世臣老先生都坐在台下。
他刚讲了一小段，王世臣扭头就问：“我看这孩子不错啊，留下吧。”
于谦顺理成章留了下来，为了心中所爱，他寒冬腊月，天不亮就起床到团里，集体坐卡车到农村演出，一天演三场。
将两个拖拉机倒着开，两斗碰上以后，槽帮一卸，便是舞台。两个屏光一打，开演！
演出结束，身子也冻透了。
他每场演出拿到的酬劳只有几块钱，条件异常艰苦，却乐在其中。
险些被劝退的经历和演出环境的艰苦，都没有给年少的于谦带来任何烦恼，相反，在他眼中只有集体生活的无忧无虑。
毕竟在于谦心中，生命中一定要有所热爱，方可玩得有底气。
可生不逢时，于谦从学员班毕业一年多以后，相声淡出主流娱乐，演出越来越少。前路十分渺茫，他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
彼时的相声几乎淡出了老百姓的视线，演出没人邀，走穴没人用，慰问没人听，晚会没人看，上班没人管，排练没人理，单位没人情，领导没人味儿。
1994年，正值流行音乐、霹雳舞、魔术风靡之时，于谦每每都是硬着头皮上台演出，思虑着“我要跟他们说点什么，才能不往下哄我呢。”
面对观众哄台，于谦开始表演吉他相声，在旁人看来无法忍受的委屈，他却视为乐趣所在。
于谦热爱相声，靠其谋生，却遭遇无处可说的境地。
名义上能挣400多块钱工资，实际上扣除各种罚款，工资到最后就剩一块两毛。
曲艺团没落之时，于谦刚娶了媳妇，心里这叫一个急啊。只要回到家，就会听到媳妇问“咱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啊？”
眼看相声没落饭碗难保，他摸了摸干瘪的钱包，意识到“玩不起了”，为了生存，他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大专班，进修了两年。
随即开始演小品、话剧、拍电影、电视剧、接广告、当主持人，什么活儿都能玩出名堂。
这个世界之所以乏味不堪，有时就是因为功利的聪明人太多，有趣好玩的人太少。
有趣不是沽名钓誉的与世为敌，有趣是如日中天时仍敢遗世独立。
他在自传《玩儿》这本书中，记录了第一次接到剧组邀请时的心情：
当晚回到家，我也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事儿。一个哥们打来电话，说剧组急招演员，他推荐了我，要即刻动身，越快越好，到苏州拍戏一个月。这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跑了十几年的龙套，他从不懈怠，无数的配角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
在电视荧幕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于谦：《编辑部的故事》中的街头警察，《京华烟云》里的管家，《北平往事》里的伦德昌，《笑笑茶楼》里的冒牌经理......
就算是出场戏不足三分钟的路人甲，他也用尽全力在这些角色上放入不同的性格。
融入到市井百姓里，演出他们的不同样貌。
别人吃不了的苦头，在他看来不过是另一种玩法。生活远远不止一种方式，只要认真便可寻到意义，活出自我。
真正有趣的灵魂，不仅仅在于生活一帆风顺时，能把柴米油盐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更在于历经千帆后，敢于直面生活的惨淡，把一地鸡毛的琐碎变成一句风轻云淡的笑谈，挥一挥衣袖。
直到于谦28岁那年，他碰到了日后人生重要的伙伴郭德纲，埋藏于他内心的相声梦再次被点燃。
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郭德纲问：“以前学过？”
于谦回答：“学过，有日子没说了。”
来上几场相声后，两人互相感觉特别好，默契日渐趋同。
郭德纲对他说：“哥我这有个小摊子，叫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没多少人，也不挣钱，就为玩，你什么时候到我这看看呢？”
德云社创立初期，几乎入不敷出，步履维艰，于谦却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
两人一路走来，珠联璧合，在舞台上他反应非常敏捷，甘愿做郭德纲身边的绿叶，善于捧哏。
“我说相声不是为了出名，而是爱相声。”
十年时间里，吃尽苦头的两人终于火了。火到在保利剧院创造了返场22次的奇迹，成了中国相声的一面旗帜。
这对搭档，随之红遍大江南北。
在相声舞台上，他自在、从容、快乐。有他的地方，总是笑声不断。
郭德纲的很多包袱，都是靠于谦的捧而爆笑全场。
因常被郭德纲戏虐，以至于网络上有“德云社的票房有一半是靠于谦老师的父亲撑起来的”这种说法。
2013年，于谦把手机里积攒的十几万字集结成书，取名《玩儿》，作为多年搭档，郭德纲给自己的“皇后”亲自写了序言：
和于谦师哥相识十余载，合作极其愉快。台上水乳交融，台下互敬互重。抛开专业，谦哥在“玩”之一字上堪称大家……
接触十几年了，我对谦哥甚为了解。他不争名，不夺利，好开玩笑，好交朋友。在他心中，玩儿比天大！
在大多数人眼中，于谦只是郭德纲身边的绿叶。郭德纲却说：他活得比我值！
多年来，德云社风起云涌，几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于谦身处风暴中心，却岿然不动，抽烟喝酒烫头，总能云淡风轻地置身事外，以低调内敛的形象示人。
争来争去说到底不外名利两个字，恰好这两字，在他看来是最无用的。
所谓的爱玩背后，又何尝不是一份世风日下的淡泊明志。
人生苦短，倏忽而逝。知天命的年纪，于谦早已活得明白，也看得透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