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过很多自由：婚姻自由，财富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最近因台湾知名主播【傅达仁】的安乐死所引发热议的“死亡自由”。
台湾著名医生柯文哲曾说：人生结局只有两种，插管的和不插管的。
到了人生的最后一步，人们对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和掌控力太少了。疾病、意外、事故，会把人弄得形销骨立，孱弱无助。
总之，多数人负责不了“自己的死”这一步，虽然在综艺《我家那闺女》里，年轻人连单身自由都不能掌控，随时面临着压力和责备。而死亡这个事情由不得人掌控，更不用说能做到“死亡自由”了。
上周，一段视频刷屏了，这是一个有关“拔掉管子，改写结局，抵抗不了死亡但选择死亡方式”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故事的主人公实现了“死亡自由”。
台湾知名主持人傅达仁因不堪胰腺癌的长期折磨，于86岁远赴瑞士，在家人的陪同和医生的协助下接受了安乐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是2018年6月发生的事情，但最近他的家人才公布了傅达仁接受安乐死的视频。
妻子和子女坐在身边，互相拥抱告别，随后傅达仁安然赴死。因为傅达仁长期在台湾地区推动安乐死、尊严死的合法化，但屡屡受挫。他选择以死后曝光的行动向世人表明这个议题的意义。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Ευθανασα，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当时，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会处死生来就存在疾病的儿童。
提到死，中国人尤其忌讳。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当然是一句积极的生活态度。但也在同时，每次有自杀事件出现，人们对“自杀”群体几乎存在着广泛的批判和责备。“不负责任”，“自私”，“懦弱”，“留下伤心的亲友实在不管不顾”。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原因：这些人痛苦难当。
因为“孝道”根深蒂固，即便家里有亲属身患重病，也会选择插满管子维持其生存质量很差甚至意识不明记忆消退的脆弱躯体，因为这是救命。而“安乐死”，即使前面有一个“安乐”的点缀，但结局既然指向死亡，恐怕也会被视为一种谋杀。
对人们来说，死，就等于“不幸”。
在国内，“安乐死”是不被法律所容许的。之前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农妇「冷霞」自杀。因为身患疾病内心折磨且又无钱医治，冷霞选择了服药自杀，同时她的亲属帮助其买药递药。“间接造成冷的死亡，故而构成了故意杀人案”，法官说：“其情可怜，其罪不可恕。”
对于很多人来说，“安乐死”等同于自杀，而不施加援手予以阻拦的家人朋友，可谓是“给自杀的人递了一把刀”，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
前几天，傅达仁的儿子面对采访回答了【我为何同意父亲安乐死】，傅俊豪说，父亲第一次去瑞士，他们找借口把他拉回来。但目睹父亲受苦后，全家人做出了同意的艰难决定。
傅达仁曾说：“谁想死啊？Not me。我尊重生命，我也尊重过了，现在我选择放弃生命。”
死这个字，本身就被污名化了，想要赴死的人大多都被指责过“不尊重生命”。而另一帮指责他们的人，也有一部分原因来源于整个社会的生死观：我难道让你去死吗？那别人会说我太没道德劝你自杀了，我不就是心狠无情的帮凶吗？
但不管是出于“无论怎样我也要让你活下去”，“我接受不了你离去”，还是“我会伤心”等等原因，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志。
在《奇葩说》里，也有一期讨论过“痛苦的绝症病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
以下是几位辩手在当时所提出的观点：
胡渐彪：病人想要放弃可能是害怕拖累，不要因为误会而错过。劝是让亲人摆脱痛苦外，有个爱的选择。
陈铭：病人的意志并不坚定，痛苦绑架了他们的意志。
邱晨：绝症病人是撑不过去的，撑下去是诅咒。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选择，可以选择过好最后一段时光。不该用自己的爱绑架他人的生命，要求他人为自己而活。
黄执中：病人不想听自己还有什么事没有做，而是想听自己这一生完成了什么。鼓励的话带有社交色彩，会阻碍真正的沟通。不要让鼓励阻挡了真心话。
高晓松：无论出于自由意志还是生命质量，我们都该鼓励绝症病人做出选择。
蔡康永：我们都该学会练习告别，面对死亡。生命是留不住的。
生命难以善终。在生活质量极低且不会改善的情况下，“安乐死”可能是一种解脱。
《深海长眠》是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讨论“安乐死”的电影，主人公哈维尔·巴登被疾病折磨了数年，躺在床上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
他抗争了很多年，但已经疲惫无比，无以为继。他在病床上，对着摄像机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我认为生存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一项义务。如果不能有尊严地活着，我希望有尊严地死去。生命中那些违背我意愿所活的时间，才会从此可真正为我所主宰。”
除去在国内的争议和“违法性”，安乐死的另一个问题是价格高昂，傅达仁为了实现“死亡自由”，花费了终生积蓄，包括来回瑞士的检查费，机票，住宿，医药费等等，将近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