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贫民窟女（男）孩开眼预警。
1.
资深养家妓专业户白居易老师写过一首《琵琶行》，诗中讲述了他晚年在江西遇到过的一个年老色衰琵琶女的故事。
琵琶女年轻时是长安城里负有盛名的歌女，长得美，13岁就学会弹奏琵琶，年纪轻轻就在教坊乐队中有了姓名。最风光的时候，“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京城的富豪子弟们争先恐后来向她献彩，每弹完一曲收来的红绡不知其数。
作为丝绸布匹的一种，红绡在唐朝算是硬通货。唐朝的货币十分混乱，哪怕出现了开元通宝，但货币政策也始终没走上正轨，包括唐太宗和唐玄宗时期，官方发行的钱币要么难以普遍推行，要么被民间大量盗铸，而且有前朝的五铢钱和各种劣币掺杂流通，给交易带来了诸多麻烦。
唐玄宗、唐德宗和唐文宗在位时，都曾经发布诏令，认同并提倡民间交易中使用布匹代替货币。唐朝法典《唐律疏议》里，法官给盗贼量刑，也是用布匹来估算财物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五陵年少”们来到青楼消费，都流行用布匹付账——拿出锦彩若干尺，缠到歌女舞女头上做小费，这也就是“缠头”的由来。
面对情人的消费，从古至今，有钱公子哥们的出手都是相当阔绰的。
白居易诗中的琵琶女，形容自己被追捧当年的奢侈程度：“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用钿头银篦打节拍常常打碎，华美的罗裙被酒渍染污，也不以为意。对应到今天，大概就是卡地亚宝格丽首饰摔着玩，爱马仕香奈儿高定随便造。
2.
唐朝驻京官员兼资深青楼玩家孙棨，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北里志》里，记载过一个传奇名妓天水仙哥。那是在唐昭宗中和年间，长安城平康里名妓天水仙哥出去陪酒，“褰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仅是掀开帘子让客人看一看，随即坐轿返回妓院，客人就得付费“百余金”，也就是100多两银子。
100多两银子什么概念呢？唐昭宗时期属于中晚唐了，银贵钱贱，1两纹银大概能兑换开元通宝1700文，100多两银子就是17万文。对比一下同期公务员白居易老师的工资，白居易有诗“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意思是每年薪水能拿到30万文，写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正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左拾遗，在京官当中属于中等级别。而天水仙哥出台一次，还只是露个面，就能收入国家公务员白居易半年的薪水，如此豪奢富裕，真是想来就令我等普通人头秃。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妓女都有这么惊人的高收入，《北里志》还提到过平康里3号胡同某小型妓院，客人一到，妓女们出来作陪，或弹唱或歌舞或玩酒令，以蜡烛计时收费，一根蜡烛点完，收费300文，比起天水仙哥来，虽然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但也不是普通人家能消费得起的。
3.
风俗业发展到明朝，京剧《玉堂春》中的名妓苏三有一段词：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每日里，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苏三在被老鸨卖给商人做妾以前是妓院红人，每日接待各路豪阔客人，那时就已是“缠头似锦”。后来遇到官宦子弟王景隆（一作王金龙），两人一见钟情。为了独占花魁（俗称包养），王景隆不得不砸重金在妓院消费，后来苏三还有几句唱：“初见面银子三百两，吃一杯香茶就动身。公子二次把院进，随带来三万六千银。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万六千银一概化了灰尘。”
为了结识苏三，王景隆一来就给了见面钱300两，然后把苏三包下，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妓院花了36000两，把自己成功投破了产，折算下来，王景隆对苏三的花销平均每天约为100两。
100两在明朝什么概念呢？按当时的米价换算，明朝粮价最贱时，纹银1两能买大米5石（正统十二年江西米价，载于《明英宗实录》卷152）。灾荒之年，纹银3两能买大米1石（嘉靖三十七年山西米价，载于《明世宗实录》卷463）。综观明朝中后期，1两银子买1石米是不成问题的，明朝1石约98升，装米约80公斤，以如今普通大米价格每公斤5元计算，也就是说在明朝，1两银子大约可以兑换人民币400元。
王景隆每天为苏三付费100两，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一年的花销高达上千万。而当时杭州城卖油小贩省吃俭用一年有余，也不过攒下16两银子，可见名妓收入之高。
4.
在等级制度严苛的封建社会，苏三的命运还算是好的，《玉堂春》的结尾，王景隆考取功名后，帮助被卖做商人妇的苏三洗脱冤屈，两人也是终成眷属，算是遇到了愿意砸钱，还愿意交付真心的金主。
白居易遇到的琵琶女就惨多了，兄弟从军老鸨死家道破败，自己又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不得已嫁给商人作妾。妾的地位之低，可以参考被买卖多次的潘金莲。商人重利轻别离，靠着外貌吸引和金钱堆砌起来的包养关系，等到情人韶华逝去，结局可想而知。
最令人惋惜的还要数杜十娘这类烈女子，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靠着多年积攒的私房钱赎身，没想到一心交付的男人竟然背信弃义。遇人不淑还折了钱财，最终万念俱灰一死了之。
不过情人之中，也有头脑清醒的。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一位著名的“康克令小姐”，原名谈雪卿，曾是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柜台的销售小姐，因为年轻貌美服务热情，时人称康克令西施。知名报人徐铸成的《康克令小姐》一文，曾回忆起1936年他从汉口到上海特地前往瞻仰这位“顾客为之风靡”的小姐的经历，他说“适以旧用之帕克笔损坏，乃花了四块袁头，去买了一支康克林，得以一展这位小姐的风采，果然明眸皓齿，不负众望”。
康克令小姐后来在一位上海小开的猛烈追求下，辞了职，两人双宿双飞共筑爱巢，还有了一个女儿。然而好景不长，这位小开其实是前军阀陈调元的儿子陈度，陈度早有婚配，然而性格纨绔，日常花天酒地。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婚外情后死活不同意，陈度也迫于家族压力不再敢露面。看透薄情郎的康克令小姐一怒之下，找了当时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来打这场分手官司，这段孽缘最终以陈家赔偿女方五万块大洋告终。
据说这桩风流案当时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曾被大小报纸炒得天翻地覆。康克令小姐却也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她后来邂逅了第二段婚姻，有了自己的家庭，她的女儿被章士钊夫妇收养，就是后来的外交家章含之。
亦舒笔下的著名情妇喜宝曾说，“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两件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
从前的女子，多少是身不由己，在谈爱谈钱以前，还要为自由和地位挣扎。现在条件调转，却依然有人看不清楚，那些为讨欢心花费的鞋子包包珠宝首饰，哪一样价值比得过青春、人格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