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元旦刚过，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签辩书》。“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第一次正式在国人面前提出，后来被学界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
《签辩书》中宣称：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新青年》杂志力主的文学革命，受到不少旧派人士的非难。他形容当时社会上“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
非难的情况的确有，尤其是针对《新青年》编者钱玄同废汉文的激进主张。钱玄同在1918年4月发文指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虽也不认同钱玄同的灭汉文主张，说那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依然在《签辩书》中为其申辩，他说“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说话，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说到底，也是为文学革命受到“八面非难”的境况叫屈，陈独秀始终为此耿耿于怀。
然而到1927年，鲁迅回忆起这段历史，提到国内刚刚提起“文学革命”时虽然确实有反对声音，“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原因是“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就连胡适也承认，中国的白话文，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便得以“轻轻俏俏地成功了”。
《新青年》同仁合影。从左到右为刘半农、胡适、陈大齐、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
2.
就在德先生、赛先生提出的一年前，《新青年》因发行太少亏钱，在暂停4月后重新出版，由北大的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半农和胡适六人轮值编辑，开始用白话文做文章。当时的陈独秀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本一度面临停刊的杂志，将在一年后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
事实上，复刊初期的《新青年》销路不广影响力不大，令陈独秀大感头痛，虽然宣扬白话，也四面出击向旧派人物挑衅，却都得不到什么回应，就算有，也是些不愠不火，如翻译家林纾的《论古文不宜废》之类温柔讲理的。作为轮值编辑的刘半农也感叹说：“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为了博关注，《新青年》干脆自导自演炒作了一场骂战，由钱玄同和刘半农分饰两角。
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实名反对白话，他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一直骂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童焉心伤……”。反对不够，还刻意站了个队，“王敬轩”在信中故意吹捧林纾，赞美其用古文翻译的小说“如云吟边燕语，云香勾情眼……”按照“敌人的朋友比是敌人”规则，林纾就莫名其妙成为了新文化拥护者们攻击的对象。
《新青年》在四卷三号上即刊登了这封读者来信，同时也附上了作为记者身份的刘半农的回击。刘半农在文中反驳完“王敬轩”，又继续把矛头对准林纾，讽刺其翻译的外国著作，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甚至说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话：“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若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一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为墓铭’！”
钱玄同和刘半农
尽管后来沈尹默爆料胡适对这场炒作不满，认为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这出双簧戏的目的的确达到了，让杂志火起来，也让新文化成为公众话题，思想的闸门被打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新青年》开始陆续收到或捧场、或反对的读者来信，甚至也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比如《留美学生季报》曾发表汪懋祖的来信，对《新青年》终日以骂人为能事，深感不满，批评其文章流于“村妪泼骂”。
新旧文化两派的笔仗，就这样在《新青年》上拉开了序幕，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5月，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发布，鲁迅这一笔名从此诞生。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因此一炮而红，在后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口号的提出后，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革命的力量。
3.
对于《新青年》的创办者们来说，新文化以摧枯拉朽的势头席卷全国，并不是一场预设，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为了杂志的存活而刻意制造的舆论话题。
陈独秀在1919年写作《本志罪案签辩书》，按照文章的本意，不得不说有“卖人设”的嫌疑，为了营造新青年阵营在抗击旧势力时的“孤胆英雄”形象，作为媒体人的陈独秀，深谙“愈受打压就愈受欢迎”的读者心理，以此夸大《新青年》所受到的围攻。殊不知文中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在几个月后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
况且实际上，在《签辩书》诞生之时的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早已不是旧文化占话语权的格局，“全盘西化”的思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在北大，新文化对旧文化可以说是节节进逼，有如泰山压顶。梁簌溟曾描述当时北大的新旧对抗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