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
高晓松希望能和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一起，把这50年的成长拼成一张民间年鉴的地图，汇集无数角落的故事。他计划着，50岁以后就不再做新节目了，而这份“民间年鉴”将会是最好的收官。这种感觉有点像当年演唱会上，老狼在台上唱《同桌的你》，台下一排一排，直到所有人都把打火机点着，体育馆里响起大合唱，高晓松默默站在一边，泪雨滂沱。
几年前，身在异国的游子高晓松，曾在某个夜晚独自一人开着车反复听罗大佑那首词义模糊的《思念》，只为最后一句：“挥洒你的笑容回身一转，别了我年少的烦恼寂寞与过眼云烟。”那一刻，他想的是，“原谅我没能像少年时在你的歌声里发誓，要坚持过那样的生活。”
到了这个年纪，高晓松说，生活中很多自己曾经憎恨、鄙视或发誓永不妥协的，已经可以欣然接受，比如对家国、乡愁、爱与等待，岁月和自己。高晓松有着极其折腾且丰富的“前半生”。如今，他发现，人生很像小时候，到院里去玩可以玩很多事，踢足球打篮球弹玻璃球，玩各种各样的东西，实际上玩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每次想到这个场景，年轻时候那些毛病就都没有了。
他说，他只是来玩一会儿的，反正玩一会儿天就黑了，就该回家了。
在即将进入50岁的时候，高晓松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对周围的人、对这个世界不再有期许，可以“静观众妙”，能这样就太好了。
我们试图想让高晓松进行一次自我采访，“高晓松”会有什么想问“高晓松”的问题？他回答，并没有。但是他仍然交出了以下这份答卷，在这份答卷里，能看到自我对话后，他关于岁月的困惑、人类与生俱来的焦虑以及如何自我和解的探寻。
进入50岁之前，我想总结一下
2019年的11月14号，这一天我就要50岁了。我经常对自己说，50岁以前过一种人生，50岁之后过另外一段人生。
50岁以前要奋斗，努力披荆斩棘，寻找一条前进的道路，总要到力所能及的地方去看看。到后来发现，自己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前进是没有坐标系的伪命题，最多是依赖社会评价体系的前进。真的到远方了吗？越过山丘了吗？不是年少时候想象的样子。
所以，50岁以后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找一条退的路，不是兵败如山倒的后退，而是从容地退到一个让自己更辽阔的地方。
50岁以前追赶时代，50岁以后就跟时代没关系了，而且我也觉得这些年追赶时代有点迷失。
年轻的时候回望，很多事情记得很清楚，老觉得这个瞬间太重要，那个时刻太遗憾，如果我这样如果我那样。到了我这个年纪，明白每个人的人生就是独木桥，你看大地辽阔，其实是亿万人的独木桥拼接起来的。你并不拥有很多选择，所以也不会有哪个瞬间特别重要，那些瞬间就是你的独木桥。
所以在我进入50岁，开始另一种人生之前，想要总结一下这50年的生活以及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周围的这些人。
《晓年鉴》记录的是我看见的世界，以及那些成长的瞬间。比如说我出生的那一年，1969年，有一句永载人类史册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这是第一个宇航员阿姆斯朗走出登月舱的时候说的。我小的时候，世界也还没老，那时的世界充满了热情，1969年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滚音乐节伍德斯托克，世界各个地方都在革命着，在反战，在歌唱。
这个节目会从2018年的11月14号开始，到2019年我50岁生日的时候结束。估计那之后我也不会再做什么节目了，我要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所以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我自己非常想做的节目，从11月14日开始陪伴大家聊一年。
我希望抛砖引玉，如果大家能把自己的成长，这一年那一年的故事分享出来，逐渐把它变成人间的年鉴，这才是最让我心动的部分。
我会用语音的方式去回复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聊聊天，如果我打字评论，人家可能说是不是助理回的。我很喜欢这样聊天，有一天我在微博上写了一个题：你的微博名字是怎么起的？因为我的微博加了V，我就没有网名了只能叫“高晓松”，但是我看大家的网名都非常有意思。当时有人回，因为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现在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在我心里，所以我的名字是他的。我那天本来想睡觉，结果一边哭一边笑，看大家的这些回复一直到天亮。
我不认同精英文化和精英阶级
喜欢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我“对贫穷无知”，这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我从小就对自己出生的阶级有很大的抗拒和叛逆。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就是院子里的小混混，能打架的，我还跑去拜人家为大哥，在屁股后面跟人家混，还被人看不起，特自卑，于是学习人家所有的俚语、口音，书包里也放一块板砖。学生时代我还跟院里院外的一帮社会青年结拜成七兄弟。正因为出生在精英阶层，自己才更了解精英的冷漠、傲慢、偏见，我要从那里走出来才拥有一个更完整的人生，不然一辈子在那儿呆着有什么意思。我在互联网上玩得那么高兴，自拍自黑，不是在搞人设，就是觉得好玩，真的好有意思。
西方的一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对贫穷更无知，他们认为所谓的贫穷就是美国街头的homeless，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对富有也无知，那些富豪们在海天盛筵里干什么，我也没概念。
前一阵我跟哈佛大学一个大教授聊天，他很伤感地说，学术在今天是这么多年来地位最低、影响力最低的时候，我说，你不觉得应该为此高兴吗？因为互联网、科技让人民拥有更多知识更多话语权，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为整个社会平等化感到欢欣鼓舞吗？为什么伤感。在音乐圈里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反对音乐圈的鄙视链，鄙视选秀艺人网络歌手，我都反对。为什么不让大家都唱歌，只有少数人把持着音乐圈，高高在上，人家网络歌手愉悦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看不起他们？我也是最早做选秀艺人的制作人，和网络歌手合作的音乐人，我没有那种阶级优越感。而且正好是相反的，我对精英文化和精英阶级都有很大的不认同。
我做过音乐、电影、文学奖的评委，如果遇到严肃文学、艺术电影、小众音乐要把更大众化的作品挡在外面，我都是反对的。我自己喜欢《金瓶梅》远超过《红楼梦》，我看《红楼梦》没哭过，看《金瓶梅》倒哭过几鼻子。接受精英教育和加入精英集团，这两件事情应该分开。接受精英教育是应该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件好事，但接受了教育更应该成为反对精英、消灭阶级的一份子，才是一个进步的所谓精英。
在49岁时跟自己和解，比想象中容易
我天生就比较乐观。我妈说我生出来的时候没哭，以为死了呢，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就一顿拍打，拍打之后我打了一个喷嚏。所以我在人间的第一声不是啼哭，而是一声喷嚏。直到今天我也很少哭。
我19岁开始写歌，这些年用歌记录了自己的心情，歌是最容易抽象记录心情，最容易恢复过去记忆的艺术形式。音乐特别容易黏住记忆，每当那个旋律响起来，当时的心情还能恢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