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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10月15日那天开始，张萍就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把坐着轮椅的丈夫送走时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怎么老天就把我的签证给弄没了呢？”
7年前，张萍两口子抱着来日本淘金的美好愿望，托人办理了假的厨师签证（日本技能签证的一种），一路从东北农村杀到日本北海道，“投奔在这边开饭馆的叔伯家小姑子”。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过得不能比别人差”，这个执念是张萍不断突破边界、渴望跳脱的源动力。小学五年级读完，为了照顾身体不佳的父母，家里排行最小的她只能辍学回家种地，但心里对改变命运的机会依然如饥似渴。
20岁那年，丈夫的亲叔叔上门提亲，就算知道未来的婆家离自己家有30里地，未来的公公又瘫痪在床，张萍依然义无反顾选择嫁过去，“我不想再种地了，给我累伤了”。
然而，结婚之后，她的命运依然没有与庄稼脱开干系——“他家只有一垧多地，他连薅草都不会，我怀孕的时候，挺着肚子还得下地薅草”。这样的生活让张萍感到绝望，因此，当看到村里有人靠养客车、跑城乡线路赚到钱时，张萍便说服丈夫四处凑钱置办了一辆大客车，“谁成想线路没选好，没过多久，市里的公交通了，把我们的线路给占了”。几年下来，连养车带交罚款，两口子欠下了40万的饥荒。
“咋整？没整儿！”树挪死、人挪活，当远亲近邻们在一衣带水的东洋“发达了”的消息，不时地传到他们的耳里时，出国一搏的念头便在心里生了出来。
按照正常标准，申请一张去日本的厨师签证，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厨师工作经验，对工作所属的酒店级别也有一定的要求。但这些标准对于从小务农的张萍两口子来说，是不真实的扯淡——张萍的打算很简单，先花高价托人用假材料办两张厨师签证，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她随后就到。俩人一起拼个几年，把饥荒还上，万事大吉。
没成想，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丈夫2012年刚刚抵达日本不久，8岁的女儿却因为尿频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医生诊断为肾病。“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我爸60多岁，他哭着跟孩子说：‘你有病都不如我有病，我活到这把岁数死了也值了，你有病，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但总想着逆天改命的张萍不允许女儿就这么“完了”，她带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难的号我都能拿，花多少钱都行”。张萍带着女儿去北京儿童医院，连着好多天半夜就去排队挂号，一天后半夜，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给他们两口子办签证的人发来的，通知她说去日本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陆，签证就作废了，钱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张萍撇下病重的女儿，带着惊慌和恐惧从北京飞去了日本。女儿的哭喊把张萍的心炸成了碎片，从此再也没拼全乎——“妈妈，你不要我了吗？”
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张萍的心始终揪揪的，她惦记女儿，只待了5天，就慌忙飞回北京，直到儿童医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没事儿了，她才彻底放心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
这一次，张萍的去意决绝，她变卖了农村的房子，给瘫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几顿好饭，然后收拾了一拉杆箱的衣服，塞了几条长白山（香烟），两眼一抹黑，又踏上了东洋的土地。
这次她一离开就是6年，归期渺茫。
2
给人打工要看人脸色，哪怕老板是实在亲戚，也难免体会人情冷暖。
张萍的丈夫初到北海道的几个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馆的后厨里帮忙。张萍的“突然”到来，给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负担。尽管张萍看メニュー（菜单）、点菜这些“生存技能”都是跟小姑子学的，但饭店不是学校，白吃白住难免惹人讨厌。没过几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脸色，张萍两口子选择一起离开，辗转去妹夫朋友的饭店帮忙。
和神通广大的妹夫不同，张萍丈夫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离开了亲戚给陌生人打工，老板的唠叨和“假厨师”的身份，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压力，时常坐立不安。不出一个月，压力便像火山爆发，在与老板发生了口角之后，当晚便被炒了鱿鱼。
凌晨5点，北海道下着小雨，张萍两口子一人拖着一个拉杆箱，茫然地站在街头。除了点菜那几句，他们俩一句日语都不会。
被扫地出门后，妹夫又给他们介绍了山形县的一家饭馆可以去“帮忙”，可没人接也没人送，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车站。张萍手里拿着一张地图，领着丈夫四处踅摸。一个刚从便利店买早饭出来的日本大姐耐心地听了张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么长的一辆有轱辘的车，窟窟窟窟响的那种，她就明白了”。
那个大姐不仅把他们送到了车站，路上还把伞一个劲儿往张萍这边倾斜，“我说不用不用，她就捂着额头比划说，现在下雨呢，天这么冷，你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儿，还是好人多。”
那时张萍还不知道，后面再过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生病、绝对不能倒下、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去医院”将成为她在日本独自生存的法则之一。
从北海道到山形的路，只是他们夫妻俩在日本奔波的开始。
虽然都不懂日语，但丈夫在后厨，不用见人，所以工资还算稳定。而相比起来，张萍则像是“买一赠一”的那个赠品，俩人每月的工资只能算一人份：20多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多，但就这样，也比在国内东北老家时强百倍。
饭店一般都从中午开始营业，张萍每天11点上班，一口气干到夜里12点，下班后就跟六七个人挤在老板给安排的“寮（宿舍）”里，“‘寮’就是把一个房子打了好几个隔断，洗澡上厕所都是公共的，晚上睡觉谁放个屁都听得一清二楚”。她每天都是凌晨6、7点才睡，不睡觉的时候，就把一本《大家日本语》翻得卷了边儿，每一页上面密密麻麻标满了汉字注音。
作为“外人”，张萍两口子始终徘徊在那些小饭店雇佣体系的外围，成了那些老板裁员时的软柿子，被解雇时听到最多的理由就是“老板家亲戚来了，得腾地方给他们了”。性子又刚又直的张萍在吃了数不清的哑巴亏之后，依然固执地相信，“自己只要干好自己的活对得起工资就行，没必要低三下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