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1959年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贡献最巨。湖南教育出版社在1989年那个特殊而敏感的年代推出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不仅填补了再现庐山会议这段真实历史的空白，还让世人见识了湖南出版人敢为人先的胆略。此书发行以后被抢购一空，随即被禁。
查了一下好像回首论坛还没有这个资料，网络上也没有在线阅读版本。把我的PDF转成文字，换行没有换好，大家将就着看吧：）
前言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
30多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
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
关于庐山会议，我曾作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两万余字）。当时
就有中央领导同志催我，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
难以弄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自己也觉得义不容辞。但由于工作繁忙
及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利用在青岛消夏的时间，将已经收集和
整理过的资料编写出来。
所写的是回忆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史料，尤其
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当年并无录音或正式记录（如两次常委会的批彭纪
实是我记录的），为传信存真，考虑再三，还是尽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来，
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这对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处的）。一般读来或嫌繁琐、枯燥，这也是难以两全，无可奈何之事。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我这篇
史料性的东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资料，其实在十年动乱中已由红卫兵散播
开来，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利用，应该说不再具有机密的性质
了。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所记的一定全部准确无误，但我还相信自己的记忆
力和判断力，一生在写作方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负责的。
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人事，
但毕竟过去
30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我们许多老同志尤
其红军老同志，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待做正确结论；不论怎样，直接或间接
的当事人，将它写出来，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
好。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因此，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庐山时，我亲自听到彭德
怀说过，“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
历史误解（“三七开”，执行立三路线，打长沙，打赣州，会理会议，军分
会指示，二次王明路线，百团大战，高饶事件，庐山会议等），他终于在待
罪闲居时，写了《八万言书》以为申诉；在伤残囚居时，又如实“交代”
了自己一生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彭德怀自述》。
作为当事人，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
多年来的心事。
再说一句：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
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
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
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
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
1958年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年
4月上海会
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
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
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
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
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为进人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
15年实现国家工业化
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
要
50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
10年、20年的问题，欲速则
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
1955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
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
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
教训后，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年三
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15年的计划
3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
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56年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
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1957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
的，国民收人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
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
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
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
1957年的增长速度低于
1956年的增
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
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
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
40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
1957
年
10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