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能大规模拥抱新科技革命

　　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总能在中国经济中看到科技革命的技术种子在大多数领域落地生根和繁荣成长。最初，这些技术种子的落地或许只是个案，但在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如此数量巨大的技术种子繁荣成长，说明这已是一种规律性的奇迹。

　　近几年，发达工业国开始思考自己的工业路线，他们认为工业制造环节与科技创新体系的分离造成了工业与科技创新两个维度创新能力的下降，而工业制造环节的回撤和工业本身的4.0化是改变当前局面的主要路径：发达国家以大学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能力，能解决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性问题，“全武行”式的高度智能生产装备将保证工业生产的全球成本竞争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贸易矛盾，是发达国家按照上述工业路径调整后所期望的潜在工业竞争力的虚拟应用，其真正的有效性还在验证之中。

　　把中国标识为全球制造能力的集聚地是国际共识，但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年内两次成为工业变革的策源地是出乎全球想象的。

　　这就像当初全球误解了美国一样，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创造了美国的工业高原地位，其实两次世界大战只是缩短了美国登顶全球工业高原的时间，工业本身有它自身的规律。

　　最近四十年，全球工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构建起了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以及这些门类之后的科技创新体系，这是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需求中心、最低成本中心的基础和根源，也是我们每每看到全球最新的科技成果总是在中国率先大规模应用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工业崛起被称为是一场工业革命的主因。中国工业建设不是造就了国家工业，而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工业需求、成本、科技创新三大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从工业史的角度看，这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工业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四十年的工业革命是全球范围内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工业制造环节的回撤实际是这次中国工业革命的尾流，他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工业的分布形态而不能挪走位于中国的工业中心位置。

　　“向工业系统投放智能，用贸易措施保护市场”，当下的这些经济话语形式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话语形式没有太大差别，且更加映衬出中国正在引发的新工业革命的耀眼亮度。自诞生以来，工业革命的梯度演化一直被限定在生产工具的强化上，也就是说，这种范式下的工业革命是发生在工业范畴内的工业工具的革命性迭代，而中国的工业革命则是把工业推向全社会，把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演化为包括它在内的全社会的大规模创新，工业制造系统成为大规模社会创新的伺服体系。

　　中国首开的这种全新工业革命正在高速交通、高速通信和大规模创新工业化三个维度上展开。

　　中国的高铁网络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和其他工业门类耦合的、孤立的交通系统。未来用经纬度去衡量空间的做法是非常落后的，而中国高铁网络压缩了实际的社会物理空间，就像照相机刚诞生时社会有了重组空间的工具一样，今天的中国高铁也在不停地重组经济空间。

　　高铁不只是向沿线地区注入了速度，更是注入了一种新的地理，它压缩了这种交通方式覆盖下所有人和物品的距离，而这些有形要素距离的压缩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理反应，最重要的是这些要素的跨界反应，即所谓的要素核聚变反应。工业的根本不是制造，而是为什么制造和制造什么，所以说高速交通系统在中国更像是或者直接就是工业系统的前提。

　　对照起来看，新的通信系统就是虚拟世界的交通工具，它运载的是数据，同样是中国下一代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目前全球围绕5G展开的争夺，不是简单的拘泥于芯片、软件以及众多通信装备等通信产业内的争夺，而是围绕生成下一代社会数字形态的时间窗口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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