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王选、王永民、李彦宏、马云、马化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8日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名单中,这些将科技创新与产业报国相结合的企业家赫然在列,引起关注。表彰与关注不仅是因为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产业,更因为这些企业家本身就是不断突破、创造、再变革的改革先锋。
在这幅企业探路先行、推动改革的群像中,中关村第一代科技创业者柳传志与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命运交织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柳传志带领联想走过了从无到有、制度突围的八十年代,国际化加速的九十年代,以及资本和实业并重的21世纪。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中关村曾几度险被扼杀、遭遇困顿,而联想也一次次面临挑战、向死而生。是企业自身的变革,是科技政策不断地改革,是自主创新的使命担当,让中国科技产业走到今天。可以说,透过柳传志和联想的足迹,我们能看到中关村乃至中国的未来。
——道路之争
1978年的科技大会后,北京海淀多了一条“知春路”,意味着“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那几年,柳传志就在这条路北侧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看到大型科研项目成果产出后被束之高阁,他遗憾、忧虑。“科技研究对经济建设的贡献太小了。”柳传志说。
在知春路附近,陈春先、纪世瀛已经开始探索从物理所体制内创业,开办专业技术服务社。这时候,中关村雏形初现。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体制内职员开始创业,但大多都是稀缺资源转售型的贸易,技术含量较低。
“这些服务多了后,产生了利润,就有老专家、老科学家反映,你怎么开始赚钱去了,科学家怎么不研究科学了,中关村到底是科研啊,还是倒爷一条街啊?”1982年刚到北京海淀区委工作的张福森仍清楚记得这种质疑声。
争议最终导致国家、科学院、海淀区等各方联合调查。一时间,中关村要如何选择道路?
“我们该选什么道路?”柳传志也在问自己。1984年,柳传志和其他10名科研人员拿着中科院计算所的20万元计划外资金下海创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中科院周光召院长提出的“高科技技术通过企业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目标的感召。但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却有着遥远的距离。作为第一代创业者的柳传志,他没有多少样本可以仿照,20万元人民币要想研发微机也是天方夜谭,何况当时,他们连“生产许可证”都拿不到。这些走出象牙塔的科研人员,很快被骗走了14万,柳传志带领“计算所公司”做过服装买卖、电器贸易。“我们首先得让公司活下去!”柳传志当时非常清楚这一点。贸易起家,积累资金和经验,之后再进行研发、开发自主品牌,这个道路被人称为“贸工技”。
时任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实际上,“贸工技”这个路线也是中关村大量科技企业创立之初的必然选择。在资源、资金有限,计划经济体制仍然掣肘的80年代,自主品牌、自主研发非常困难。
柳传志没有想到的是,“贸工技”和“技工贸”的道路话题直到三十多年后,联想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的个人电脑品牌、在全球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时候却时被提及。
“说应该走技工贸道路的人,实在是不了解当时情况。”柳传志举例说,当年计算机产品属于严格管理的范畴,生产自己的计算机产品需要国家发布的许可证。“更何况那时候我们的启动资金很有限,还曾被骗,是在夹缝里找到出路。”
当时是怎样的状况,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张瑞敏接手海尔时张贴的工厂管理规则,其中两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不准哄抢工厂物资。
柳传志的“出路”在于顺应大势,从小环境开始改变,推动变革。
1987年之后,柳传志开始迂回香港,通过合作、代理等手段来实现心中的“产业报国”。那时候,他们代理的AST电脑一个月能卖出去几百台,于是,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积累了第一桶金,公司也开始在香港柴湾的小作坊里开始做自主的硬件。
“我当时一心要形成产业,做贸易只是权宜之计。”1988年的报纸上,柳传志的这番话赫然在目。
那几年,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柳传志曾带队在海外参加展会,希望产品能绕道回国,碰巧遇到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展会上亚洲面孔不多,领导过来一看,说你是香港的公司?我们才说,我们是科学院计算所的公司……”。
柳传志道出了绕道海外的苦衷,以及希望在中关村生产自主品牌的急切心情。这也让改革初期的国家再次意识到“改革”对科技产业的重要性。1990年,联想获得了国家的PC生产许可证。
80年代的那几年,同样在夹缝中的,还有被调查组调查中的中关村企业家们。纪世瀛说,几轮调查都针对中关村的所谓“投机倒把”,针对经济问题,调查持续时间长,又迟迟不出结果,包括自己的企业在内,很多企业都命悬一线。
“直到有一天早晨,有人喊老纪快出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们的做法,中央说中关村的做法值得肯定。”纪世瀛说。
很多人后来才知道,中央调查组和新华社的内参调研均准确地描述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中关村探索,发现了问题,也总结了经验,中关村鼓励科研人员创业的道路获得了国家认可,为中国的科技点燃了希望。
一夜间,中关村的道路与柳传志的道路都无比清晰。
几乎同时,中关村扎堆聚集起了大批科技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型。那时候,集体所有制的“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联想”“华夏”等中关村科技企业享誉全国。
这是中关村、中国科技产业和柳传志第一次面临几乎相同的难题,也是他们命运的第一次交汇。国家用开放的心态在北京建设科技“试验田”中关村,企业家们则用自下而上的勇气和智慧,推动中国“硅谷”成长,推动中国开启科技产业的1.0时代。
——与狼共舞
1988年,国家批准建设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成为中关村科技园的前身,中关村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柳传志带领的联想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0年后,联想自主品牌的电脑正式上市,在国内市场获得好评。
然而,柳传志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开放进程加速推进,国内IT产业也将跟随洗牌。1993年后,国家正式放宽海外电脑产品的准入,开放市场并推动国内政府部门进一步实现信息化。一时间,国产品牌岌岌可危。
“长城0520电脑一夜间就没了,国内一大批品牌就抵不过海外品牌,都消失了。剩下联想也是非常小的品牌。我们仿佛是小舢板在面对大航母般的较量。”柳传志说,联想一夕之间又被逼到了夹缝、绝境。
这次,柳传志走出夹缝的做法是探索中国企业的管理智慧。不惧怕、不止步,与狼共舞,实业报国。
柳传志先后调整了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拆分组建微机事业部,比以前更积极地贴近市场、贴近需求。
“我带着元庆他们向电子部胡启立部长下了军令状,表示我们坚决竖起中国民族工业的大旗”。柳传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