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之际，首尔迎来了这个冬天的最强寒潮。
“下雪了，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冬日带火了炸鸡生意，但炸鸡店这类遍布首尔市街头小铺子的老板们却笑不出来。
在广津区汉江公园周边运营炸鸡店的张先生，刚刚决定裁掉自身店铺的唯一一名打工生，让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到炸鸡店帮忙。
张先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卖掉一只炸鸡，最多能够留下8%~10%作为利润，而2019年的最低时薪还要继续上涨10%。“人工费的进一步快速上涨，对于大企业也许影响并不大，但对于我们这种中小型工商户的运营，可以说已有伤筋动骨的影响。”
不凑巧，张先生的女儿去年于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她的求职过程并不顺利，要等今年再做打算，无奈之下决定在父亲的店里帮把手。
韩国经济研究院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有70.9%的受访者对2019年韩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持乐观态度的受访者仅占11.4%。
在1月2日的新年致辞全文中，韩国总统文在寅共提及27次“经济”、13次“创新”和6次“就业岗位”。经济成为贯穿致辞的重要内容。
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许多韩国民众和企业来讲，如何熬过这个“寒冬”才最为迫切。
辈分分歧与经济鸿沟
1月2日，文在寅在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举行新年团拜会，并发布新年致辞。
文在寅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韩国经济面临了重大的挑战，其中包括经济成长率的低下、分配的不均匀及内需与出口之间的不平衡，韩国经济正在经历着结构性和基调的大变化。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教授李国宪认为，本次年度致辞全程都围绕着“经济”二字，主要体现了文在寅政府对于现有韩国经济状况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体现韩国民众对于经济问题的不满，已经使文在寅政府有所紧张。
韩国民调机构Real Meter进行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文在寅的执政支持率为47.9%。虽然在新年致辞发布后，支持率相较上一周略有回升，但仍然未能涨到50%以上。而该调查同时显示，有65%的受访韩国民众认为，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看不到可视成果”，其中75%的受访韩国民众认为“韩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根据韩国银行（即韩国央行）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3.1%，相较上一季度增长仅0.6%。而韩国现代经济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19年韩国的GDP增长率将保持在2.2%~2.4%左右，相较前一年有下跌的态势。
另据韩国银行统计，2018年10月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9，同比下降一个点，延续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颓势。
像张先生这样的许多普通韩国民众，所面临的境遇更感冰冷。
张先生的女儿去年毕业于高丽大学传媒学系。但毕业于名牌学府的她，却同样面临着就业的困局。她曾先后向韩国三大电视台在内的多个传媒公司投简历，但最终全部落榜。而错过招聘季的她，只能在家里一边帮着父亲炸鸡，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
张先生的前半生景况可算是韩国经济的缩影。上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至1996年的10548美元，创造了“汉江奇迹”。然而，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裁员潮，有许多如他一样的职场人拿着公司提供的补偿，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选择了创业炸鸡店，做起了个体工商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袭，韩国经济明显下滑。韩国政府迅速采取包括大规模财政刺激等一系列政策，实体经济企稳回升，迅速走出谷底。
然而，随着韩国出生率的下降及内需不振的影响，个体工商户在经历了短暂黄金期以后，迅速进入衰落。
“我的朋友中，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持做炸鸡店，但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了。”张先生感叹道。
韩国一家超市的蔬菜柜台。资料来源：韩联社
韩国就业网站“Alba Call”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有92.7%的个体工商户回答称，2019年即将提升的最低薪资将影响其经营：其中17%的店主表示将考虑裁减现有打工生，而7%的店主甚至考虑将关闭自有店铺。
首尔市政府大数据库的数据也显示，仅首尔一个城市，一年便有24000家个体工商户店关闭。
该网站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相较于2018年初的同一组调查结果，最低薪资大幅度提升对于个体工商户的影响有增大的趋势，仅表示裁减打工生的店主就提高了近7%，“尤其是近两年内，政府提高最低薪资的幅度达29.1%。在内需形势仍旧低迷的现状下，大幅度提高个体工商户的人力成本，打击了该群体民众的积极性。”
10月是韩国的传统招聘季。2018年10月，韩国就业人口共计2709万人，相较上年同期仅增加6.4万人。这是自2013年以来10月净增就业人口首次少于10万。其中，选择“放弃求职活动”的年轻人相较于上年同期增加了4.7万人，更是达到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值。
一系列的民生矛盾，使“辈分分歧”一词成为了韩国社会的关键词。韩国韩信大学社会政策研究员李在琼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原本辈分分歧还是主要在政治倾向等方向出现，但随着内需的持续不振，以打工族、就业者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和企业家、个体工商户为主的中老年一代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也在逐步明显。
李在琼认为，一方面现有的韩国经济分配并不均衡，为了保证另一代的利益，而牺牲一代人的情况时有出现；同时低出生率、老龄化社会所导致社会福利政策，逐步成为政府财政上的负担，导致年轻人认为，韩国经济不振的责任在中老年人，而中老年人则认为，其所做的选择也实属无奈。
根据该校针对韩国20~30岁青年人所做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有56.2%的年轻人表示曾经思考过当自己成为中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而其中44%的青年认为“对于上一代人表示憎恶，我会比上一代人做的更好”。甚至在韩国青瓦台（总统府）官网上，更是出现了“抱怨‘老年人只赞同对于自身群体的福利计划’，并要求政府废除老年人免费乘车等老年人福利”的提案。
支柱制造业的危机
韩国经济被其国内舆论称之为“危机”的背后，还有来自韩国支柱产业制造业所面临的尴尬，而这也被韩国专家称之为“最根本的危机”；尤其是，对于韩国经济的两张王牌——电子和汽车制造业的从业者来讲，2018年无疑是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