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总是在搬家的故宫文物，什么时候能回家？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筹建以来，从陆续清查回收被溥仪等人带离的故宫文物开始，直到大张旗鼓运行6年后，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乱焚毁，文物们又经历几次大型的迁徙转移，历时十余年。后来部分辗转台湾，好不容易在台北故宫觅得一片安静地待了几十年，前两天又听说台北故宫闭馆三年，文物即将南迁嘉义。
似乎从故宫博物院筹建开始，故宫的文物们好像就没过过什么安定祥和岁月静好的日子。
1.
九·一八事变后，京津危急，联想到70年前圆明园的那场大火，加上当时华北各高校纷纷请愿南迁，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为首的一众故宫的老学者们，提议也将故宫中保存的珍贵文物南迁。
然而这个提议刚刚传出的时候，立刻受到舆论的反对，反对的声音中包括不少有识之士，比如鲁迅和胡适。鲁迅曾在杂志上发表“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胡适则是担心文物在运输路途中的损坏或偷盗，他更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
反对和抨击愈演愈烈，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买500架飞机用于抗日。故宫内部的分歧也很严重，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等人还发起“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员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甚至鼓动人们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
主张南迁的人们一边忙得焦头烂额，一边应付故宫内外各种反对的浪潮。日本人也来插一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值得一提的是，提出南迁主张的马衡馆长，有一个儿子马彦祥，是家中的次子，时任天津《益事报》“语林”副刊的主编。北京城内局势一天天紧张时，马馆长正和故宫同仁忙于文物清点装箱，每天为不同性质文物包装绞尽脑汁。马彦祥却在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跟父亲唱反调，他在文章《旧事重提说古物》中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此时的马彦祥根本不会想到，4年后，他却也冒着战火，参与到了押运故宫文物南迁的行列之中。
2.
同样“口嫌体直”的，还有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的吴瀛，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
1933年1月，山海关失守，北平城内，烽烟即来，故宫博物院紧急申请获准南迁计划，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但由于反对南迁的人员发动搬运工会抵制，使原计划当月开始的南迁行动被迫推迟。
直到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第一批文物才终于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与警察的护送下，从神武门广场出发，被运往前门西站装上专列。2月6日凌晨，列车秘密启行，为躲避日军，特意绕道西南，再由西至东，运抵上海。从2月6日起至5月15日，这场中国史上最大的国宝大迁移，第一阶段共分为5批次先后运至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等托运托管6066箱。）
由于出行匆忙，前方路途未知，后又有日军轰炸，为抢救文物，负责押运的约20名故宫专家们只能匆匆告别家人，便踏上迢迢南迁路。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文物成功南迁后，为了保证其保存环境的专业和安全，国民政府专门在南京朝天宫新建了一座文物收藏库房。库房为钢筋水泥建筑加山洞，密闭式结构，还装备了空气调节设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库房之一。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随之一起入库的，还有不少陆续从其他保管机构迁来的文物，比如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几百箱珍贵古籍，其中还有64箱梁启超的寄存书籍。
3.
早在1932年年末，故宫工作人员专注文物南迁的时候，几位英国收藏家对故宫的文物产生了兴趣，在跟教育部和故宫方面的多番沟通后，他们开始筹划在伦敦举办一场大型的中国艺术展览。
1935年6月，上海招商码头，那志良等数位故宫人带着700多件南迁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国“萨福克”号远洋舰，远赴英国举办的故宫文物展。赴英的那年，那志良才26岁，但他17岁就“入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此时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博物院“老人”了。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的中英工作人员与“萨福克”号舰长等人合影。
当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展，是20世纪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海外展览，也是中国的珍宝第一次在国外系统的展览，在英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剩余文物的迁移途中，故宫人们又陆续在国内举办了数场展览，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在重庆展览期间，经常有敌机来袭，因此展览说明书上有一句特别而醒目的提示“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
为1935-1936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展印制的《中国国际艺术展纪念图录》
不得不得的是，在这次南迁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个令人惋惜的插曲。
第一阶段南迁上海的文物，是在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主持下进行的。南迁以前，博物院报行政院备案后曾陆续“处分无关文史物品”，将一些当时认为不具备文物价值的茶叶、绸缎、皮货及部分金银器等变价处理，处理的费用则成为后来南迁行动的部分经费。
